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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佰电影-第一八佰伴打折光明而来,亦当正大而去

  八佰电影-第一八佰伴打折光明而来,亦当正大而去    孤军战士章渭源,晚年留有这样一段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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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团长多次要求,皆未有结果。最后工部局却说你们要出境,可以化整为零。我们设法放一批轻刑囚犯进营调换出营出境至游击区。但需要秘密分批进行。谢团长认为不可:我们退入租界,是顾念租界安全,是你们要求中国政府同意退入的,中外人士皆知,是光明磊落的行径。现在我们要求归还武器,护送出境,这是理所当然的,何能有别议?日寇虎视眈眈,工部局屈服于它的压力,终于食了言。任我们再三抗议都没有下文。”①

  

  这段文字的背景,是四行孤军“徇上海领事团之决议”,且“奉到最高长官之命令”②,自四行仓库撤出退入租界后,要求租界工部局履行承诺,让孤军离开租界返回战场。没想到的是,租界工部局迫于日军压力,竟将孤军缴械并加以软禁。

  

  按工部局的解释,他们基于租界利益必须维持中立,所以既不能答应日军的要求将孤军“引渡”,也不能答应孤军的要求将他们释放。但这种解释本身并不“中立”。一者,孤军并非日军的俘虏,也非工部局的犯人,“引渡”云云与国际法不合,工部局将软禁孤军的营地称作“留禁营”,也恰足以说明这一点。二者,此前曾有日军进入租界,工部局并没有按所谓“中立”立场软禁他们,而是将之礼送了出去。谢晋元多次要求工部局释放孤军,工部局则回复称“目前我们无能为力” ③,显示他们软禁孤军的实质,主要是为了回避日军的压力。

  

  谢晋元

  

  作为四行孤军的一员,章渭源亲历了“留禁营”的漫长岁月,这使得他的回忆文字极具史料价值。他提到的“化整为零替换孤军出营出境”,即实有其事。只不过,章有一点搞错了,该计划的提出者并不是租界工部局。查谢晋元日记,在“1939年6月5日”条下,有这样一段记载:

  

  “余自奉令撤退之始,即知今后环境之艰危,当十倍于固守四行之时。……撤退之后初期,地方人士曾有私自潜离上海之建议,但经余拒绝。因余为奉令撤退,光明而来,亦当正大而去。”④

  

  日记中提到的“地方人士曾有私自潜离上海之建议”,正是章渭源回忆文章里的“化整为零替换孤军出营出境”。孙元良1937年11月8日的一封给蒋介石的请示电报,则透漏了“地方人士”具体是谁,“私自潜离上海”具体如何操作。电报写道:

  

  “死守闸北部队退出后,迄今仍留租界,返部无期。查前敌军由白渡桥窜入租界之一部亦曾经工部局缴械收容,嗣即人枪一并送还。况职部此次退出系英美当局所请求,自应援例即刻送还我方。恳即援理交涉。又拟由杜月笙先生处先派失业工人前往替代,如何?”⑤

  

  孙元良请示译电,引自台北“国史馆”

  

  也就是说,谢晋元日记中提到的“地方人士”指的是杜月笙,具体的操作方法,是组织上海的“失业工人”,让他们乔装成慰问者进入“留禁营”,然后在营内与孤军战士互换服装。如此这般化整为零,将三百余名壮士一批批地悄悄置换出去。战士可以重新回到前线,失业的难民也可以得到一个栖身之地。即便被租界工部局发现,他们也不致于对难民做出武力报复,至多是将他们驱离“留禁营”。

  

  蒋介石接电后如何指示,目前还缺乏资料来说明。查蒋1937年11月8日前后的日记,可知他此时忙于淞沪会战的军队撤退和南京前线的军队部署,未曾提及与孙元良这封电报相关之事。由谢晋元日记的遣词造句推测,蒋有可能未就此事下达过具体指示。谢既明言是自己拒绝了杜月笙的建议(经余拒绝),自述的拒绝理由也与章渭源回忆文章的记载高度一致(光明而来,亦当正大而去),又无一字提及这种拒绝是上级指示,可知放弃与失业难民互换身份来获得自由,大概率是谢的独立意志。

  

  据章渭源说,谢的这个决定,得到了孤军营全体官兵的支持。少数人有不同想法者,也选择了服从:

  

  “孤军营全体官兵对谢团长关于替换出境与否的问题,保持沉默,少数人却另有想法,理由是与其被软禁在营内坐以待毙,蹉跎岁月,还不如混出上海到达游击区,重振旗鼓再上前线抗日,不是也有深刻的意义吗。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理由再充足也只有埋在心底。”⑥

  

  其实,除了“光明而来,亦当正大而去”之外,谢晋元拒绝“替换出境”,还有一重考虑,那就是他很珍惜孤军在四行仓库以血肉为代价自炮火中建立起来的声誉,绝不希望被人指摘说孤军战士以无辜的失业难民来换取自由。在谢的日记里,这类考量常常与“革命军人之人格”及“国家民族之荣誉”连结在一起。

  

  1945年正言出版社《谢晋元日记钞》封面

  

  但做出“光明而来,亦当正大而去”的决定,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这代价并不仅仅是人身自由的长期丧失。谢日记里的那句“今后环境之艰危,当十倍于固守四行之时”,并不是虚言。

  

  对日军来说,逼迫租界当局长期软禁孤军,进而造成孤军与租界武装的暴力冲突,是他们最乐于见到的事情。所以,一旦出现个别孤军战士跳墙离开留禁营,日军即会向租界当局施加强大的压力,迫使其进一步收缩孤军的人身自由。由谢晋元与租界工部局的交涉文件可知,这些收缩措施至少包括:加高铁丝网、增加看守武装、压缩体育场所的开放时间、限制每日的访客量、生病者无论病情如何均只允许前往巡捕医院、对慰问品和慰问演出内容进行搜检和审查……⑦

  

  于是乎,谢晋元既要正面对抗工部局的暴政,又要努力控制孤军营内的官兵使之不要与租界武装发生流血冲突(事实上仍发生了多次)。前者关系到孤军的荣辱,后者为日军所喜闻乐见。这种不知何日才是尽头的两难处境,对谢晋元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1940年4月,谢在一份给重庆的汇报中说,自己与部下“已忍无可忍……准备壮烈牺牲……已请上海民众收尸,归葬抗战无名英雄墓”⑧。这种死志,正是前述“十倍于固守四行之时”的两难处境所致。

  

  谢晋元的报告中充满了死志,引自台北“国史馆”

  

  但谢与孤军战士们最终还是本着一种不亢不卑百折不挠的精神,在“留禁营”里以另一种形式继续自己的抗战征途。他们每日里读书看报锻炼身体,时时举行“精神升旗”(实体旗帜被工部局搜缴),经常与上海的市民团体进行篮球比赛、网球比赛,还在“留禁营”内举办孤军运动会,邀请上海各界人士前来观看,且频频与前来探视慰问的民众做讲演交流互相激发抗战意志。1939年之后又与上海的实业界人士合作,开办孤军工厂自力更生,生产出深受市场欢迎的孤军牌肥皂、袜子和藤篮家具……如此种种展示出来的蓬勃朝气与庄敬自强,让软禁中的孤军成了上海沦陷区民众的一种精神图腾。这是期望着孤军与租界当局反目成仇的日军,完全没有预想到的一种走向。

  

  孤军营运动会

  

  孤军们在“留禁营”里,做出了完全不逊于四行仓库的壮举(难度其实犹有过之),招来的是日伪敌视。在多次的收买分化失败后,1941年4月24日,终于发生了谢晋元遇刺牺牲的悲剧。这位坚持“光明而来,亦当正大而去”的孤军领袖,最终以自己的死践行了“革命军人之人格”,维护了“国家民族之荣誉”。

  

  注释

  

  ①章渭源:《八年孤军生活(上)》,《兰溪文史资料》第7辑。

  

  ②《“四行”壮士升旗被辱》,《申报》1938年08月14日。

  

  ③葛勃对《谢晋元致工部局函(1939年7月26日)》的批语。转引自《谢晋元在孤军营期间的函件选辑》,《历史档案》1982年第4期。

  

  ④《谢晋元抗日日记钞(谢继民解读)》,上海远东出版社2015年版,第39页。

  

  ⑤台北“国史馆”数字典藏号:002-090103-00012-140。

  

  ⑥章渭源:《八年孤军生活(上)》,《兰溪文史资料》第7辑。

  

  ⑦葛勃对《谢晋元致工部局函(1939年3月24日)》的批语。

  

  ⑧台北“国史馆”数字典藏号:002-080200-0029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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