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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兴娱乐指定注册站,每年妇女节,总能想起在乡下的母亲。

  

  封闭的小山村里,母亲和村里许多妇女一样,从来不知道这个节日。也不知道在世界上还有一块大陆,那里的制衣和纺织女工在19世纪走上过街头,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低薪。更不知道中央政府成立后确立妇女节后的种种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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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8日,对母亲来说只不过是寻常的一天,自由、平等、权益——这些词从来都与她无关,哪怕她真的很需要。

  

  母亲的观念里只有春节、清明、端午和中秋。每逢这些节日,她总要打电话来询问我吃什么,特别是中秋,总问:“吃饼子粑粑(月饼)没有?”因为她一直记得,这是我和妹妹小时候最喜欢的食物。那时候虽然困难,但每逢中秋,母亲总要带我们到街上买些月饼。晚上,一家四口坐在院子里看着月亮,嚼着月饼,听父亲说着我们兄妹俩的未来,像极了课本上鲁迅一家人在夜晚落花生。

  

  我和妹妹上学后,母亲便知道了“五一”和“国庆”,因为她总是期待这两个节日带来的假期,期待我们放假回家。母亲知道些什么节日,完全取决于这些节日会不会影响到她丈夫和孩子的生活。

  

  丈夫的“附属品”

  

  不知道母亲与父亲如何认识,也不知道他们如何相爱,如何结婚,只知道母亲比父亲小9岁。结婚后,他们的生活与村里其他人家的生活一样,遵循着“女主内男主外”的传统,母亲每天都围绕着灶台转,煮饭、喂猪、洗碗。而父亲,吃完便回到江边守溜索。各司其职原本可以维持着家庭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常被一些生活琐事打破。

  

  我们不得不承认,千百年来,婚姻里的女性总是处于依附地位,长辈们也常对女孩子说:“找个如意郎君有个依靠。”在乡土社会,这种依附关系更加明显。尤其母亲年纪比父亲小得多,这让父亲觉得,她显得有些不懂事,由此而带来的冲突从未停过。

  

  父亲难得赶集,出发前,母亲特意嘱咐他买一口锅。那些年,我们常常站在江边望着对岸的那条柏油路,回过头来对着自己不通公路的村庄,失落万分。赶集路程远,单程要走两个小时,没有重要的事情,父亲几乎不去。在我家,赶集采购日常用品属于母亲的职责。

  

  那天下午,从来没有买过厨房用品的父亲背着背篓从集上回到家,翻出来一口锅给母亲。唠唠叨叨似乎是母亲与生俱来的性格,从院坝到厨房,又从厨房到院坝,抱怨父亲不会买东西:“锅盖是平的不好煮饭,要锅盖是拱的(弧形)才好煮。”父亲从来都是沉默,但是他的沉默像极了鲁迅先生说的:“不在沉默里爆发,就在沉默里灭亡。”

  

  哐镗一声,那口新锅在母亲的唠叨声中被砸到了院坝里,我和妹妹知道即将会发生的一切,哭了起来。每次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在争吵中结束,不过每次事情都不能如我们所想。

  

  面对父亲的殴打,母亲从来都不还手,只是本能地抵抗。一根板凳砸过来,她伸手去遮挡,手腕脱臼了。坚持了几天,她还是没能对抗住疼痛,一个人走了一个小时的山路,去了村里的卫生所。

  

  奶奶说:“或许是装的。”

  

  父亲和母亲总是教育我们,一个家庭里没有“你的”和“我的”之分,所有东西都是大家的,准确一些说,所有东西都是父亲和儿子的。但是从奶奶那里,我似乎又看到了这种依附关系断裂,她劝架时总是会说:“你打人家干什么!”

  

  母亲虽然被奶奶排斥在外,但正是这种排斥让她获得了一点独立的人格——她是一个活人,不是父亲的财产,不应该任由父亲殴打。

  

  邻居们早已习惯了我家三天两头的争吵。只有我和妹妹带着哭红的眼睛走在路上,遇见的亲戚时会询问:“你爹妈又打架了?”然后投来同情的目光。

  

  那一刻,我多么希望他们能够帮忙劝架,但在村子里,打自己的女人是男人的权力,别人无论多么同情都管不着。况且“清官难断家务事”一直是我们文化所奉行的原则。能够劝架的只有我远在另一个村的姑爹和姑妈。

  

  我记不起来是哪一年,也记不得那时我几岁,甚至记不得因为何事。只记得父亲扛着家里的砍刀追着母亲跑,从厨房跑出来,路过院坝,母亲迅速躲进堂屋关上大门。我站在院坝里,看到砍刀重重地落在了大门上,留下了一条深深的刀印。往后很长一段时间,每次看到门上的刀印,我总能想起落刀的一瞬间,为母亲感到幸运。直到后来那扇门被换下。

  

  那一次,姑爹和表哥被惊动了,走了三个多小时的山路来到家里,与父亲促膝长谈至深夜。不过,并没有起到多大的效果。争吵和打架,依旧三天两头在我家上演。

  

  初中,到城里读书的我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平时眼不见这一切,以为不存在。但妹妹不久便打来电话,哭得快说不出话来:

  

  “他们又打架了,咋个整?”

  

  “你不要哭,快去找外公外婆。”

  

  其实,在父亲的怒火之下,外公外婆也保护不了母亲,甚至还会引火烧身——被骂。

  

  有一次,被打的母亲悄悄离开了家,但没走多远她又回来了。对我和妹妹说:“你们两个饭都不会煮。”又掉下眼泪。

  

  我们希望母亲能够离开,走得越远越好,就像她偶尔提起的规划一样:“虽然不识字,但一个人的生活总不成问题。”当然,那时我们还期望她能找一个更好的人过日子。

  

  附近的村子里,因为逃跑被唾弃的女人不少,母亲也厌恶逃跑这种行为。因为女人是男人的聘礼“买“来的,逃跑就像是男人的财产损失了一样。

  

  父亲照着电视剧的台词警告过母亲:“你敢跑,把你脚筋挑了。” 但他并没有打算这么做。后来他告诉母亲:“如果实在想走,分一半财产给你。”但是母亲不要,也没有走。

  

  我常常想,母亲是如何在暴力中挺过来的?直到现在我都很少愿意回忆他们打架的场景。

  

  有一天晚上,母亲坐在灯光昏暗的房间里抹着鼻涕,已经哭肿的双眼时不时又滚出几滴眼泪。

  

  “要不离婚吧!”我终于还是忍不住说出了这句话。

  

  但是母亲一惊:“谁教你说的?”

  

  “既然都过不下去,老是吵架,不如各过各的。”

  

  母亲竟然骂了我一顿:“读书读憨了!”

  

  很快,母亲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以为我受了刺激,二人组队来给我做思想工作。其实,父亲和母亲都很在意对方,也很在意孩子和这个家庭。

  

  但是父亲的意识里,母亲就像一个比他小很多的孩子,他在深夜哭着和姑爹讲起:“我想着一直带着她长大,她却一直长不大。”

  

  也不知道从何时起,二人再也没有打过架。

  

  永远的孩子

  

  中国的家庭里,父子的继承关系是家庭的主轴,而孩子则是整个家庭的核心。婚姻,让母亲围绕着父亲转,有了我和妹妹,父亲和母亲又一同围绕着我们转。

  

  其实,母亲有四个孩子——两个女儿、两个儿子。我们对此事知之甚少,也不敢追问。一方面担心带来麻烦,另一方面也怕这个伤疤再伤害到父母。

  

  二十多年了,无人知道姐姐身在何方,也不知道她是否还活着。母亲回忆,姐姐出生正是计划生育席卷整个村庄的时候。

  

  当时,获得政策支持的计生工作者误以为手中拥有了权力,每天为指标穿梭在村庄里,宰了村民的鸡,践踏了田里的庄稼,砸坏了屋顶的瓦片。因为指标,计生工作的标准让人摸不清,多少岁可以生育,可以生一个还是两个——没有人清楚——因为标准都在计生工作者的口中。

  

  虽然姐姐是父亲和母亲的第一个孩子,但计生办因为母亲没有达到生育年龄为由,要求为姐姐缴纳100元的罚款。

  

  那时,100元对父母来说是天文数字。

  

  不久后的一个晚上,父亲从母亲身边抱走了她,放到了村边的山路上,然后哭了一宿。父亲总是记得:“她眉心有一颗痣。”

  

  但很快,她们后悔了。天空刚刚露出一丝光亮,父亲匆匆跑到路边,但姐姐已经不见了。母亲一直相信是被外地人抱走养大了。但仔细分析,在这个几十年都不会出现外地人的山村里,姐姐被山上动物带走的可能性比被外地人带走的可能性更大。

  

  这并不是母亲第一次因为计划生育失去孩子——还有我的弟弟,母亲亲眼看着他出生就死去。

  

  我从来不知道母亲怀孕了,因为弟弟死之前母亲每天都照例在家里忙里忙外。只是有一天,外婆匆匆忙忙跑到家里,同父亲一起进入了母亲在的房间。没有人告诉我即将会发生什么,只是嘱咐我带好妹妹。看着他们严肃的样子,我心里有些莫名的悲伤,但还没有到可以询问大人的年纪。

  

  不久,父亲抬着铲子走出了大门,走到悬崖边,把铲子里的东西倒入悬崖下的金沙江里。若干年后的争吵,我才知道那伴随着炭灰一起落入江中的,是刚从娘胎里出来的弟弟。

  

  不是父母不想要弟弟,是“计划生育“不允许他们要弟弟。母亲爱哭:“要是没死,带着你们姊妹三个多好。”

  

  然而失去两个孩子的父母,依旧胆战心惊。计生工作严重的时候,他们常常在屋子背后的山上躲到天明。

  

  计生工作之下,村庄的女人比男人显得更弱势,因为她们更容易被抓住。我知道隔壁的姑姑就是半夜被计生工作者拖到镇上关押着的。她做完结扎手术回来说:“许多被抓到镇上的女人,衣服都没有穿。”甚至有的男人害怕被结扎不敢露面,女人就被强行结扎。人们说:“男人被结扎后会得病。”女人成了结扎的首选对象。

  

  在长大的岁月里,我和母亲的冲突也越来越激烈——她如往常一样唠叨,我却在成长里逐渐找到了“自我”。

  

  在城里上中学的那几年,我只能寒暑假回家,但是这样的分别与重逢,并没有对代际矛盾起到多大的平衡作用。

  

  那年春节,我终于受不了唠叨,与母亲起了冲突。母亲再也不打我了,面对我面红耳赤的怒吼,蹲在墙边流泪。高一那年的春节,因为受不了父母二人的争吵,我收拾好行李离家出走,母亲拉住我:“你爸的脾气你不知道吗,你走了我活得下去吗?”

  

  母亲就是这样,早年为了她的丈夫而活,现在又为了她的孩子而活,却从来没有为自己而活。作为文盲的母亲连自己的名字在都不知道怎么写,但却能看懂我和妹妹的名字。但是我们似乎还没有让她停止操心。

  

  孩子,是母亲永远的中心。

  

  前段时间,我又想起了弟弟死去的那天,打电话给母亲:“要不你们再生一个吧?”电话那头,依旧是母亲的口头禅:“谁教你的?”

  

  被迫宽容的弱者

  

  在我的印象里,母亲尤为节省,自从要供我们兄妹上学,她便几年都不添置一件新衣,身上穿的很多都是妹妹穿旧的。她也从来不打扮,那张黄得发黑的脸上,皱纹和斑点一天比一天多,印证了她低调的性格。

  

  虽然不主动惹麻烦,但麻烦总是找上她,因为是外来户,没有家族撑腰,她越来越受得住气,也越来越处于弱势的地位。

  

  去年,一墙之隔的表哥突然给我打来电话:“你妈被你大嫂砍了!”担心影响我工作,母没打算告诉我,没想到消息传得这么快。

  

  那天中午,离我家不远的堂嫂找她的婆婆大吵了一架,提着菜刀去找隔壁的二舅娘。大嫂觉得婆媳关系不好是“二舅母娘教唆”。但这话并没有根据。二舅母不在家,路过我家的时候,她用刀背把正在洗碗的母亲肩膀上砍了一刀,称母亲也参与了教唆。

  

  母亲没有还手,也没有说话:“何必和一个疯子计较。”

  

  远在城里的我没有办法赶回去,打电话给堂嫂的丈夫。出乎意料的是,尽管晚辈打了长辈,但对方在电话里依旧理直气壮:“我也没在家,你也没在家,到底怎么回事谁知道。”

  

  我无法掩盖自己的愤怒:“可以,现在扫黑除恶是什么态势你不清楚我清楚,如果你觉得证据不够,我们找记者专门调查事情真相,我出差旅费,明天请人下来调查。”沟通数天,母亲还是没有得到一个道歉,反而被砍成了理所应当。

  

  虽然心中委屈,但母亲被迫选择了容忍。

  

  作为受害者,她却被置于加害者的处境。来做思想工作的人一波又一波,都来劝她原谅堂嫂,但没有人过问母亲的伤势,处境像极了电视剧《都挺好》里苏明玉被哥哥打的那一段。

  

  父亲也因为对家族的情怀同情堂哥,把在医院包扎的母亲匆匆叫回来。因为堂哥答应付母亲的医药费,父亲觉得堂哥挣钱辛苦。最终调节时,父亲也为了可怜他的侄儿,说大嫂只是轻轻碰了一下母亲,并没有大碍。

  

  在村子里,法理从来都战胜不了人伦,弱者的宽容只会助长强者的气焰,没有宗族势力的人永远处于弱势。如果男性还会因为其代表的力量得到敬畏,那么没有宗族势力的女性则只能是被置于被欺负的地步。

  

  母亲的宽容,本是被迫,如今却成了理所当然。时间久了,就连她也认同:“伤得不重。”

  

  撑起家庭的母亲

  

  事实上,乡土社会的女性比男性能干。即使是“女主内男主外”分工原则之下,女性也并非只管家务事,他们同样要参与农耕活动,而且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只是这些活动通常被“女主内男主外”的说法覆盖了。

  

  种地的时候,母亲和村里的其他妇女都一样,每天早早起来吃完饭,便要到距离很远的山上干农活,天黑才会回家。春天种红薯和四季豆、夏天摘花椒、冬天撒小麦,还需要帮助村里的其他人家插秧。除了摘花椒父亲会跟着一起去,其他很多时候都是母亲一个人管理家里的农活,但是晚上回来,她还要给一家人煮饭。

  

  我们全家人都以为这理所应当,包括她自己。因此只有忙不过来的时候她才会偶尔抱怨:“没有我在家,都不用吃了,老老小小饭都不会煮。”

  

  土地退耕以后,母亲也投身到父亲的溜索“事业“上。

  

  妹妹出生那一年,父亲卖掉了原来离家稍远的溜索,与另外三人在我家门口重新建起一座新的溜索,母亲也得以参与溜索运营。

  

  溜索,是金沙江上特殊的交通工具。在没有机器之前,溜索只能靠人力。四根钢绳横跨金沙江,钢绳上的溜框相当于货车的车厢,可以运送一切:人、建材、粮食、牲口、遗体等等。遇到重物时,父亲需要母亲的帮助才能把溜框推到对岸。她像父亲一样,手扶在溜框上,双脚踩在一根钢绳上,与父亲一起用力推。外地人看了直呼惊险。

  

  溜框载物少的时候父亲一个人便能胜任,但母亲也总喜欢帮父亲一把:“河中间,有个人陪着不害怕。”有时候父亲不在家,母亲一个人也能撑起溜索生意。

  

  后来溜索引进了柴油机带动,母亲很快又学会了柴油机的使用,慢慢地,父亲运营溜索的时间变得更少了,母亲干了大部分溜索的工作。

  

  几乎与此同时,母亲又在父亲的支持下,张罗了一个小卖部。最开始只卖烟酒,后来有了零食和日用品。不过,一个三十多户的村庄,消费水平总是有限。她总觉得挣钱太少,不能支撑我和妹妹上学的花销。

  

  念叨了许久,她终于把自己多年的手艺变成了挣钱的本事——在小卖部里卖起了凉粉——当地最受欢迎的小吃。

  

  不过,这一过程并不轻松。母亲需要头一天把金碗豆用水泡一整天,晚上用机器打成浆,过滤豆渣后再沉淀豆粉,然后在大锅里煮。冬天,她可以晚上十点左右打浆,天明再煮。但村庄里入春不久便高温来袭,她只能凌晨两点起床打浆,否则会馊。

  

  因此母亲每年3月到10月都要熬夜。父亲因为不爱凉粉,只是偶尔会去看看。没有得到帮助和认可的母亲,有无尽的怨言也找不到人诉说,但这些都刻在了她那双粗糙开裂的双手上。

  

  现在,母亲一刻也不能离开小卖部,因为除了她,没有人知道商品的具体价格,虽然她给父亲叮嘱过千百次,但父亲还是记不住。每当有人买东西,除了烟酒父亲一问三不知,便扯着嗓子大喊:“卖东西!”而我和妹妹,总是把声音放得更大,几乎整个村子都能听到:“妈,卖东西!”

  

  春节回家,村里的小孩子早已不认得我,拿了东西,把手中的钱紧紧攥住,站在门口怯生生地看着我。见母亲过来,才把钱递给母亲。为这,母亲嘲笑了我很久——她总算感觉到了自己的重要性。

  

  我们一家一直忽视了母亲的重要性。

  

  后记

  

  母亲只是村庄里不知道妇女节的妇女之一,还有许多像她一样的妇女,在不知道这个节日的意义之外,或许更不懂得如何维护自己权益,更妄谈所谓平等的对待和起码的尊重。在传统的规训之下,她们只是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亲、没有宗族撑腰的弱者,从来都没有“自我”。

  

  像母亲一样,她们在围绕着家庭忙忙碌碌,但却往往被家庭所忽视,就连自己也否定自己的价值,陷入迷茫。不得不承认,她们才是生活的强者,无论何种境遇,都倾其所有地养育自己的孩子,照顾自己的丈夫,维系着家庭的团结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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